1970年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出现明显下滑，原因是经济全球化还是科技进步的脚步放缓？最近3-5年，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也出现下降，我们对未来的全球经济增长还可以保持乐观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认为，“也许我们正处在深刻变革的前夜”。

　　赵昌文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为何全球经济增长仍有充分的驱动力：第一，未来二十年很大概率会出现革命性的技术；第二，制度创新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第三，对美国经济增长得出的结论不能简单推广至全球。

　　以下为正文：

　　革命性的技术未来仍大概率出现

　　会不会有革命性的技术在未来二十年内出现？我觉得概率很大。我在产业经济部供职，每天都在关注是否会出现颠覆性、革命性的技术。有学者并不认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属于革命性的，但我认为这是由于认知的角度不同。

　　创新分为两种，有人提出研发是把钱变成技术的过程，而创新是把技术变成钱的过程。如果说过去几十年研究开发的投入已经转变为大量创新成果，那么现在实验室中的技术即使没有产业化并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定会实现产业化，并促进经济增长，所以，对未来一定要乐观，不能悲观。比如，得益于石墨烯技术的突破，华为手机可以在几分钟完成充电，虽然这个技术还在日本的实验室里，但很难断定十年后这个技术不能实现产业化、商业化。因此，颠覆性技术和革命性技术，在未来二三十年在全球，包括在美国，出现的概率是很大的。

　　经济增长还取决于制度创新能力

　　有学者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讨论中国增长问题必须考虑技术进步的制度因素。经济增长早期阶段对制度的要求是很低的，即使是那些重要的制度，比如知识产权等制度，在那时要求都不高。但是，一进入到工业化时期，对制度的要求就会逐步变高。所以，早期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而当发展进入到一阶段后，才主要取决于制度设计和创新。无论用何种标准衡量，目前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制度创新能力还是最强的。因此，我们一定要看到美国制度创新能力对其未来的影响，不要仅看技术这条路径。我最近做了研究，把不同发达国家放在一个篮子里看其制度创新能力，发现现在很多国家的制度创新能力非常差，即便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一些国家，比如南欧国家。所以，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技术进步，也取决于制度创新能力。

　　关于人口结构的问题。我2015年对深圳的人口结构做了研究，发现深圳创新能力之所以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人口结构。一是年轻人（20岁-30岁）占比高，二是外来人口占比更高（在70%以上）。如果把深圳和上海放在同一个框架下比较，上海除了人口之外的所有创新资源都远远多于深圳，其创新绩效较深圳差至少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结构。当然，创新生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判断不能简单推广至全球

　　美国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增长我觉得要分开看。就美国经济增长来说，我并不认为“技术进步放缓带来增长放缓”这一结论存在很大风险，甚至认为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这一结论也可以推广到像英国这样和美国有类似人口结构、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这些国家在大体上有共同点。但是，这些结论在韩国、中国等新兴国家和其他不发达国家中并不适用。我认为有三个因素可以解释书中结论为什么不能在全球范围内适用，分别是：技术进步、贸易水平、人口和资本流动。

　　前不久我在日本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到英国查塔姆学会的一位专家讲到，英国这些年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意大利生产率的下降为代价的，每年有40万人从意大利流入英国，这使得英国人力资本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绝不要简单把美国的结论推及到其他国家，这很重要，否则有可能带来一些错误判断。我认为，上述英国人的结论是正确的，在某种程度上生产率的问题变成了零和游戏，不是我们过去认为的全球一起把蛋糕做大，经济增长背后的分配因素值得重视。如果说美国兴衰决定了全球兴衰，这在一段时间内是正确结论，但是现在发现这个结论愈发错误，因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要素和资源流动的结果。

　　其实很多人都无法保证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包括保罗·克鲁格曼，我认为他也没有把握，因为他写道“也许戈登（《美国经济的兴与衰》的作者）错了，也许他对了，也许我们正处在深刻变革的前夜。”我们现在很难做判断，只能说短期来看结论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