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投资、贸易与金融纽带早已高度一体化的时代，既有主导性大国突然掀起的保护主义浪潮，本质上是由于其在实体经济领域渐渐被中国赶上乃至局部超越。自由贸易本来就不是任何一国的专利，但保护主义却是全球经济的毒瘤。而应对保护主义的根本举措在于做强实体经济。

　　全球化正处于十字路口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中国当然不会关闭开放的大门；同样，如果像美国这样的超级经济强国带头启动逆全球化，则最终损害的不仅是世界经济，美国自身同样不能幸免。

　　全球化肯定不是中国人的发明，而是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促进经济增长和主导全球治理的自然逻辑延伸。而自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美国一直主导着经济全球化的节奏，不时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甚至以所谓的“301”条款来惩罚美国认为的他国保护主义行为。不过，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主竞争对手是日本和欧洲。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很快适应国际贸易规则，并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体。而誓言还要统领世界100年的美国，之所以在2010年之后加大了重返亚太的步伐并在从制造业到贸易价值链乃至代表最高层次的金融领域收紧了针对中国的战略挤压，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值得关注：一是美国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内伤较重，为修复金融体系的活力至少花了五年左右的时间，而中国恰恰在这段时期内获得了参与全球体系重构的相应空间；二是随着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随着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中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自信得到了显著提升；三是随着中国自2013年以来不断向世界推出带有中国和新兴经济体范式特征的公共产品，随着中国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双边自贸区计划乃至推进区域全面伙伴关系（RCEP），中国有成为全球贸易体系规则重构规程中的积极主者的发展趋势。而上述三方面的进展程度，在美国看来，不仅意味着此长彼消关系，而是有可能形成对美元价值乃至美元体系的重估。

　　应当说，最近15年来，中国是全球既有贸易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自加入WTO之后将本国贸易价值链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体量增长和渗透力方面甚至将美欧和日本这些昔日偶像逼得有点透不过起来，但中国迄今取得的贸易成长本质而言并未显著改变全球既有贸易格局，也根本谈不上改变全球贸易规则。美国依然是这个世界上从贸易价值链获益程度最多的国家，尤其在服务贸易和高附加值制造业贸易方面，中国远非美国对手。而中国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扩大贸易体系自主权的对外战略，并非谋求排斥美国。

　　看清特朗普政府的算盘

　　在刚加入WTO的2002年，中国的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排名中位列第六。受益于入世红利，当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一举突破了6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1.8%；外汇储备则达到2864亿美元，同比增加了742亿美元；14年后的2016年，中国经济规模已达70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速贡献了1.2个百分点，而美国和欧洲分别是0.3和0.2个百分点。按照这个比例，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过去依赖外国直接投资的中国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另一方面，中国还结合不断增强的贸易实力，通过双边货币互换，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构筑中国的全球化贸易体系。

　　换言之，在美国看来，一旦中国完成由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向制造业强国与资本和贸易强国的转变，届时中国将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拥有属于自己的核心份额，这对美国来说，绝对是核心利益的切割。美国可以允许中国在其主导的秩序框架内适当提升话语权，但绝不会轻易答应中国拥有可以挑战美国的经济、贸易与金融实力。

　　倒逼中国做强实体经济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投资、贸易与金融纽带早已高度一体化的时代，既有主导性大国突然掀起的保护主义浪潮，本质上是由于其在实体经济领域渐渐被中国赶上乃至局部超越。自由贸易本来就不是任何一国的专利，但保护主义却是全球经济的毒瘤。而应对保护主义的根本举措在于做强实体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格局可能由于受到保守主义的钳制而面临大洗牌的历史关口，中国必须镜鉴日本当年被美国战略打压后失去超一流竞争力的教训，既要坚决捍卫经济全球化成果，稳守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利益，更要前瞻性地分析全球贸易分工与产业竞争的未来生态，强化制造业的竞争力，确立并巩固出口产品的高增值和高技术发展导向，全力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以双边和多边贸易为基础，在金砖机制、G20和WTO框架内，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积极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更应深耕核心技术的研发与自主品牌的国际化推广，尽快实现经济战略转型，强化金融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获益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