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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胜海:认为中国经济将面临四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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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即将过去,回顾过去一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优秀的成绩单: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带动下,去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712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GDP比上年增长6.9%,高于2016年GDP增长率,国民经济稳中向好、好于预期,经济活力、动力和潜力不断释放,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展望2018年,我认为中国经济将面临四大挑战:

  一、金融风险高发

  金融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中央金融会议把防范和化解风险作为三大重要任务之一。金融监管当局和银行业应抓住关键,标本兼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近日有媒体爆出:陕西、河南等19家银行涉190亿假黄金骗贷案。这是今年继钱宝网300亿非法集资案、浦发银行775亿贷款造假案、甘肃邮储银行79亿票据诈骗案后,银监会通报处理的第4起金融大要案;短短一个月,银监会就开出了9亿元的天价罚单。

  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风险事件,一单胜过一单的监管处罚,让原本就不咋平静的金融市场,陷入一片风声鹤唳之中。强监管之下的2018,会否成为金融风险事件的“高发年”?

  金融风险事件为何今年高发?因为,金融风险事件发生有其内在因果关系,而外部环境变化则是加剧这一因果关系进程的“催化剂”。之所以做出2018年是金融风险事件高发年的趋势判断,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一是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增速放缓和金融风险事件有关系吗?当然有。当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银行、地方、企业之间积累的金融风险隐患,会在经济高增长中得到消化或掩盖。当经济运行质量下降,企业经营效益下滑,出现资金链条断裂时,银企之间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就会“水落石出”。侨兴债事件就是由侨兴集团经营效益下滑,资金链紧张,发生企业债券违约,从而引发银行风险事件的连锁反应。

  二是金融监管升级。金融监管的最大难点是影子银行,也就是银行体内资金体外化循环的问题。2018年是金融乱象整治年,根据金融去杠杆、去通道的监管要求,银行表外资金将陆续回归表内。这意味着,以资管、信托、委贷、理财等方式流入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高耗能等行业的违规资金都将“改邪归正”,回归银行本源。部分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高耗能产业将面临“停血”、“断供”的危险。一旦借新还旧的“游戏”无法接续,企业债务风险就会转化为银行的经营风险。

  三是金融风险积聚。任何事物产生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周期过程。金融风险积聚也具有其内在的周期性。从银监会近期通报的案件情况看,金融风险事件大多发生在三年以内。在金融强监管背景下,长期积聚的风险隐患,也会随监管升级而逐渐浮出水面。浦发银行成都分行775亿信贷造假案,就是一起时间跨度长达15年之久的陈案。

  四是金融反腐深入。金融腐败滋生金融乱象。随着金融反腐的纵深推进,证券、保险、银行在公司治理、企业IPO、信贷资金审批、信托资管募集、险资运用等诸多领域的利益输送问题,将会成为金融反腐的重点方向。由腐败案件查处牵扯出的金融风险事件也会随之增加。

  金融风险点多面广,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诸多金融领域中,哪些会是金融风险事件的高发区呢?从近年金融风险变化趋势看,金融风险事件高发主要有以下几个领域:

  一是资本市场造假。上市公司造假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一直是资本市场监管的“顽疾”。金融乱象整治行动将对企业IPO、虚假信息披露、经营业绩造假和违规并购、内幕交易、老鼠仓等违规行为严厉打击,资本市场造假之风将会得到有效遏制。

  二是银行内部案件。经济形势下行是金融机构案件高发的敏感期。

  近年来银行内部案件多发且作案手法由挪用公款、虚假按揭、假存单等“监守自盗”型,转向“飞单”理财、虚假委贷、违规票据贴现、“萝卜章”保函等“内外勾结”型,金融犯罪的技术含量和涉案金额也在“水涨船高”。邮储银行甘肃武威文昌支行发生的违规票据贴现案,涉案金额高达79亿之巨。

  三是民间非法集资。P2P理财、非法集资、民间传销是金融风险事件的重要源头。近年先后发生的e租宝、钱宝网等多起涉案百亿的非法集资案,致使全国各地数十万人深陷其中。明目繁多的非法集资活动,严重干扰了社会秩序和金融秩序的稳定;严厉打击P2P理财、非法集资、民间传销活动,可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四是地方企业违约。地方融资平台、企业债务违约是金融风险事件传播的导火索。由于经济下行,地方融资平台、虚假PPP项目、隐性担保等潜在风险,会因经济形势变化而提前暴露;企业担保圈、三角债等风险事件也会传染积聚。地方债和企业债务违约是地方金融风险事件的重点领域,需要格外引起关注。

  二、地方债务会继续膨胀

  截至2017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券规模为14.74万亿元,为全市场规模最大的债券品种;地方政府债券是地方政府债务的最主要构成形式,占比88.60%;地方债务水平中,江苏以1.2万亿金额高居榜首,广东、山东、贵州、四川债务规模均超8千亿。从债务率来看,有5个地区超警戒线,存在债务风险,中西部省份债务率明显高于东部。

  2018年,全国各地旧地方债务会继续膨胀。地方债务“明债”尚属可控,隐形债务规模难以估计,有些地方已超过“明债”,风险因素积累显露,地方债务风险短期内解以化解。

  近期地方政府经济数据挤水分、云南资本逾期兑付等事件触动市场神经,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已迫在眉睫。

  三、房地产增长放缓,房企运营压力增大

  2017年以来,行业监管明显趋紧,调控政策持续扩容,未来共有产权住房和租赁住房等长效机制的建立有助于降低行业波动性。同时,销售方面,三线价格洼地城市受外溢及棚改货币化等因素影响,热度明显提升,推动了销售金额上涨,但此轮上涨并非受刚性需求影响,因此预计不可持续。新开工指标增速继续下滑,增量的减少,加上存量的加速销售,行业库存压力有所减弱;企业盈利方面,销售的增长为收入奠定了基础,房企收入继续攀升,因结转多为2015年和2016年销售的项目,收入增速保持稳定,毛利率有所提升。

  预计2018年,从调控范围上看,调控政策将持续,一二线中心城市及其周边三四线紧缩调控和弱三四线城市去库存政策并存;从土地供应来看,未来的变动主要体现在一线、核心二线城市等高能级城市和纯租赁住宅用地供应量的增加;从住房结构来看,住房租赁市场长效机制加速建立,房地产企业向出售与持有并举转型。从行业整体运营情况看,由于持续紧缩的政策环境将导致销售增速开始下降,销售的萎缩和融资渠道受阻将致使投资开发增速仍将维持低位运行。从房价来看,因投机需求的限制,部分缺乏刚需的热潮城市房价将有所下调,有着土地稀缺和强吸附能力的一线、拥有产业导入、经济发展较快的二线城市价格保持在较高水平,房价将加剧分化。从企业层面看,在调控政策的背景下,房企资产规模增速将有所放缓;受销售增速放缓和融资环境紧缩的影响,未来房企的现金流将承压。从债市方面看,受发行窗口审核紧缩,融资渠道受阻,为缓解资金压力,房企将不断寻求海外债、资产证券化、专项债券等创新型的融资方式;2017年房地产企业债券发行大幅减少,存续债主要于未来1~3年到期,偿债压力较为集中。从行业信用水平看,房地产企业信用水平受“马太效应”的影响,将进一步分化,大型房企信用水平将保持稳定,中小型房企面临一定的波动风险。

  2018年,楼市调控因城施策将持续,一二线中心城市及其周边三四线紧缩调控和弱三四线城市去库存政策并存。一方面,尽管热点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明显降温,但供不应求的市场格局并未实质性转向,房价犹存一定上涨压力,需要维持现有调控政策、力度不变;另一方面,更多三四线城市市场承接溢出的需求,热度持续提升,房价、地价快速上涨,前期宽松政策需转变为紧缩调控,以维持房地产市场整体的平稳健康发展。此外,2018年长效机制仍将是中长期房地产发展的重点,其中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是首要工作,租赁市场支持力度加大,试点城市相关租赁政策也将进一步落实和细化。

  对房企而言,随着国内楼市调控不断升级,尤其是限售政策推出后,企业推盘速度减慢,资金回笼的速度显著放缓,将导致房企运营层面资金紧张,未来拿地投资也将趋于平稳,同时,十九大明确定位“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确定了房地产行业未来发展的总基调,房地产竞争格局将有所改变,相关政策的出台为租赁市场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促进房地产企业向出售与持有运营并举转型。

  销售方面,调控政策难有放松的可能,加之房企、私人均要去杠杆,未来信贷和政策的限制将导致销售规模持续减少。从城市能级来看,因政策调控的严苛性,一线和核心二线将会率先下降,而三四线的调整将滞后于一线,政策相对宽松、需求外溢等因素仍将支持三四线保持一定的热度,但随着紧缩调控政策的不断扩容,预计2018年下半年三四线城市市场调整会显现。从商品房库存来看,2016年11月开始商品房待售面积出现负增长且降幅不断扩大,商品房库存不断下降,一方面说明房地产行业当期销售情况良好,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另一方面也说明未来可能存在库存无法及时弥补的问题。加之调控政策对消费端的限制,预计2018年全年商品房销售金额、面积势必将于高位微降,投资增速亦将有所下滑。

  销售价格二线和三四线城市房价分化加剧,部分热炒城市房价因投机需求的限制将有所下调。企业经营在调控政策的背景下,房企资产规模增速将有所放缓,运营压力增大;现金流将承压。融资渠道融资环境仍将保持收紧态势,融资创新与多元持续推进,资产证券化成为房企重要的融资方式。债务负担房地产企业存续债主要于2019~2020年到期,偿债压力较为集中。信用质量房地产企业信用水平将进一步分化,大型房企信用水平将保持稳定,中小型房企面临一定的波动风险。

  四、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不容低估

  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超过预期,主要原因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带动下,出口明显好于预期,2016年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负,2017年则“转正”了,但笔者对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仍有一些担忧。2018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平稳增长,首先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稳妥的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

  一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二是作为防范金融风险“重中之重”的去杠杆,其中又包括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两大挑战;第三个问题则是第二个的目标,那就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在中美关系方面,由于过去五年中国贸易顺差都在2000亿美元以上,而且在持续增加,很难回避美国方面的反弹;同时美国大幅降税也会令中国面临更复杂的营商环境,因为以增值税为主的税制如果不改革,会对中国企业带来极大压力,而整体性的税制改革又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挑战。

  在负债杠杆率方面,企业资产负债率有所降低,但同时居民部门杠杆率迅速提高。中国居民部门的负债率从20%上升到50%只花了十年时间,而美国则花了四十年时间。居民负债的快速上升,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应对,可能会形成市场风险。

  在这一政策背景下,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会在6.5%-7%之间波动,宏观调控政策在整体上会保持中性。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李迅雷认为,虽然把GDP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6.5%还是6.7%已不是那么重要,但明年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不容低估。

  从“三驾马车”来看,投资增速或将进一步回落,原因在于:第一,基建投资持续五年维持15%以上的高增长,体量越来越大,恐难以持续;第二,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将难以避免;第三,制造业投资增速与民间投资的关联度较大,这些年来,民间投资意愿不足现象非常突出,如PPP项目中民间投资占比较低,故2018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仍将维持中低水平。

  从消费来看,它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有较大相关性。随着中国步入中高收入水平国家,收入增速放缓也是大势所趋,所以,消费增速趋缓也不可避免,估计2018年将维持于9%-10%。此外,由于2016年以来居民收入结构出现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偏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偏低的问题,会影响消费结构,需要引起重视。

  从出口来看,2018年的出口增速或会低于2017年,一是基数原因,2017年出口增速较高;二是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海外直接投资(FDI)增速下降,影响到加工贸易的增量。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达到13%,再要继续提升的难度很大,且由此带来的贸易摩擦也会越来越多,这就需要我国进一步扩大内需,减少对全球经济的依赖度。

  综上所述,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稳中趋缓”,GDP增速估计为6.5%左右。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合乎情理,如二战之后,日本、德国、韩国等成功转型的国家,都是在经济减速过程中转型成功的。中国目前已是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新兴产业的崛起也势不可挡,但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时间,尤其是新兴产业增速虽高,但在经济中的占比较小,需要有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处理好经济转型与创新、经济减速与就业压力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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